履职尽责展风采 建言献策谋发展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此次疫情暴发的地点首先是从武汉开始的，武汉在整个中国的交通网络中处于非常重要的枢纽位置。

这将使一切更快，更大，更糟。但过去10多年，美国经济恢复的强度在历史上各轮周期中却最缓和的。

任何国家或者社会在遇到短期自然灾害时，经济都会下行。本来中美贸易战影响之下，部分国际订单从中国而转向其他国家，部分外资企业外迁，而突发的疫情可能会加速国际订单的流失、外资产业链的转移。即使今年中国经济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也不要盲目地再启动新的几万亿和几十万亿等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且美联储已经停止缩表，采取了预防性的降息，确保货币供给的充足。全球经济危机是否会出现？欧洲、日本经济一直并没有真正复苏，美国经济也一直没有出现强劲的增长。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克里斯塔·史瓦兹(Krista Schwarz)说：这将放大一切。投资有减弱，中美贸易战后出口有些下滑，故增长会减缓，但还不会出现大的企业倒闭和失业上升的危险。如果中国能够再创造一个经济奇迹，实现高质量发展，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保持在2.5%以上，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实现一个5%左右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这是中国经济核心逻辑正在发生的最大变化。

传统基建虽仍有发力空间，但疫后基建投资也切忌重走上一轮刺激政策老路——因为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金融体系承担准财政功能、国有企业隐性担保机制、产业政策诸多弊端的存在，造成地方政府债务、银行坏账风险加大以及大面积的产能过剩等问题。在经历了疫情爆发早期的进退失据之后，一个过去曾多次经历各类危机的国家展现出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湖北人民的巨大牺牲和全国人民的高度配合和服从，使得我们逐渐增强了战胜疫情的信心、有效防止疫情继续肆虐扩散。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并不理想，关键零部件、技术仍受制于其他国家。围绕产业变革、产业互联网所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数据中心、云计算设备等将推动TFP增长。

对此，我们认为最直接的激发消费潜力的办法就是通过减税和补贴的方式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助。基于上述多重政策目标，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有助于中国经济的疫后突围？目前众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的政策建议大多把保增长全面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作为出发点，采取更大规模甚至更为激进的经济刺激政策大有成为共识之势。

与美国比较能说明问题。城市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庞大，可带动较为可观的投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与GDP高度相关的领先指标，其2月份的数据表明中国总体经济下行程度或超出预期。我们认为可对专项债结构进行调整，增大投向基建领域的占比，以支持政策发力基建。

至此，疫后经济政策的目标表述已经非常清晰：一方面，政策需要全面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力保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针对降低个人所得税，我们认为应加大对中等、高收入群体的减税力度，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水平。若基建投资占比能达到40%，并且其中30%左右可以满足重大项目要求，项目资本金比例为20%，则1单位专项债可以撬动0.88单位的基建投资（0.4*0.3*5+0.4*0.7=0.88），一单位投向基建的专项债可撬动2.2单位的基建投资（0.3*5+0.7=2.2）。对于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实证研究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一般贡献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出台的政策要有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转换动能、优化结构、改变增长模式。香港总人口750.7万人，预估18岁或以上市民约有700万人，共需支出约700亿元港币，2018-2019年香港政府财政总收入为5997亿港元，总支出5318亿港元，盈余679亿元，因此本次消费券支出对其财政收支压力相对有限。

目前，新冠病毒肺炎在国际间快速扩散，甚至有演进为全球流行病的可能性，但国内的总体防控形势向好，政策重心也由针对疫情的应急性措施逐渐转向疫后经济复苏。按此原则，结合中国经济核心逻辑已经发生变化这一现实，我们对疫后中国经济突围的政策组合及其实施路径应该有新的思考。

疫后经济突围，大规模增加基建投资是很自然的政策选择。在2月23日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最高层明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给经济运行带来明显影响，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更重要的是，大量的伴随城镇化的房地产、基建设施、公共服务等投资不可能有太高的效率，盲目的大量投资最终变成无效投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功可以按照现代增长理论来解释。一旦出现这种极端情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将不得不大幅修订，而我们政策讨论的话语体系将会彻底不同。除技术外，进一步改革和更大的开放能形成制度红利空间，创造出保持全要素生产率（TFP）较高增速的奇迹。

目前A股上市公司3799家，其中，中央与地方国有企业共1104家，总市值为27.5万亿，占A股总市值的40.6%，年度累计分红总额占总市值的2.2%。使用REITs可以盘活中国巨大的基础设施存量资产，收回前期投资，降低企业与地方政府杠杆率，让更多社会资本参与进来。

美国1870年-1970年完成工业化进程这一百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速是2.1%。经测算，到2030年，预计5G将带动直接产出3.4万亿，间接产出6.2万亿。

07年发行1.55万亿特别国债用于成立中投公司。根据人社部2019年发布的全国最低工资标准，上海月最低工资2480元居全国之首，青海省为最低，最低工资标准为1500元，其中，湖北的标准为1750元。

第四，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我们建议：第一、2020年扩大专项债发行至3.5万亿元。但是，我们目前在全球产业链分工布局的位置并不高。中国经济核心逻辑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经历了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的核心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平均两种计算方法可得老旧小区将拉动投资约1.3万亿，若分五年推进，每年可新增投资2600亿。此外，消费，而非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变成经济最重要的动能——2019年，消费拉动了57.8%的经济增长，明显超过投资31.2%的对增长贡献。

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企业复工 中国经济 。目前REITs可以优先支持铁路、收费公路、干线机场、水电汽热等市政工程、污染治理、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补短板行业、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以及高科技产业园区和特色产业园区等。

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因为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保持极高的增速。第二，这次疫情波及多个产业链，不应单独考虑只减免某些特定行业。

这段时间道琼斯指数的变化同样表明全球市场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若调高缴税起征点至月收入6000元，全国纳税人数将减少1609万人，全年共减少2926亿元个人所得税征收（详细测算请见下表）。我们建议消费券政策考虑向重点地区（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倾斜。收入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这种分配结构是否有利于支持消费增长？而且，我们目前对制造业产品的消费高峰期即将结束，服务消费需求在上升。

疫情爆发前期，央行已及时通过MLF降息、大量逆回购等操作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支持，我们认为此时央行不应进行大水漫灌，而是应该以精准施策的方法支持实体经济，满足真实的信贷需求。这一比例远高于法国（7倍），略低于美国的收入差距水平（18倍）。

2018年末，住房公积金已向373个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发放872.14亿贷款。中国目前基尼系数是0.467，收入分配中居于后50%的人口收入只占总收入的15%，前10%收入群体的人均实际收入是后50%群体的14倍。

虽然居民消费具有较强弹性，但此次疫情影响地域范围较大、延缓复工时间较长，居民可支配收入或有大幅减少可能，预计疫情过后消费反弹力度或不及预期。回到这一轮新冠病毒疫情。